自古红颜命多舛

——白薇与张爱玲女性主 义文学比较研究综述

1５级汉语言文学三班

雷定京

关于张爱玲与白薇在文学史上的联系，最初见于张爱玲早年的一句戏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1]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视角,对女性的生存境遇作了普遍的关照,赤裸裸地呈现人性的真实本相,张爱玲作为现代文学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作为长久以来文学史所被赞美的张爱玲，她的故事将会一直流传下去，她的姿态会永远被人记得。然而她的作品与创作，在各种热闹的解读与考证的语境中，时常只是辅佐轶闻和谈资的边角料。在她去世后的20年后，我们应当重新借助她本真带有着神秘面纱的“恋父情结”创作，拂去萦绕在她身上种种的谜团与微尘，真正审视张爱玲本身创作的作品，来洞见张爱玲才华与思想真正发光的部分；而作为张爱玲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则更加注重于关注女性外部社会性的情感生活。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女权运动也一度兴起，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女性。作为民国时期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白薇的戏剧注重倡导女性独立，极大彰显了女性在与现代社会的独特地位，体现了鲜明的现代女性主义倾向。与张爱玲相比，白薇的作品则更加突出表现女性外部社会性的独特现象，白薇戏剧中的新一代女性群体，性格血性强悍而又自由独立，在关注外部社会斗争的同时又注重主观内心情感的抒发，白薇的戏剧，是抒发忧愤的女性主义之歌。就比较研究视角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和白薇的剧作有很多差别,但亦有很多相同之处。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必要对两位女作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一、笑傲群芳争浮华，甘为高洁作飞灰：白薇的女性主义文学视野

白薇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反抗的一生，纵观白薇生平及其思想创作，具有极强的反抗特征与浓郁的抒情色彩。近年来，随着白薇作品重新受到研究界的审视，有研究者甚至认为，白薇的文学才华未能配得上其苦难。[2]

要想真正深入研究白薇作品的风格特征，就必须重新聚焦与白薇一生的经历。白薇(1893～1987)，原名黄彰，生于资兴市白廊乡秀流村。中国近现代女作家。白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早期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

白父黄晦虽留学日本，却满脑子封建礼仪。由于黄晦长年漂泊，家里事务多由妻子何姣灵做主。白薇六七岁时，被母亲随手许给邻村何寡妇的儿子当童养媳。白薇16岁时，何寡妇上门逼婚，百般抗拒的白薇被强行拉去成亲。

童养媳的经历，真是场噩梦，婚后，何寡妇对白薇事事刁难。白薇每天要做苦力干农活。而真正的悲剧，发生在白薇无意撞见婆婆与人偷情之后，然恼羞成怒的何寡妇竟打破白薇的眼睛，咬断了白薇脚筋。当时白薇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婆婆和丈夫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的胸背，又拿了斧头来斫她。白薇只得赤裸光身，带血带泪地逃到河里，躲在水中避难。不久后的一晚，绝望的白薇趁夜逃至上坪村的舅舅家求助。在舅舅帮助下，1915年春，白薇来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当插班生。

在衡阳读书时，白薇因带领同学驱逐洋教士，被校长开除，后辗转至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而在白薇眼中，第一女师”也是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尼姑庵”。校方倡导的“三从四德”，让她颇感憋闷。好在此时，她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未来似乎有了盼头。然而，就在1918年白薇毕业之际，父亲黄晦却来到学校，准备将她绑回婆家。情急之下，白薇与在同校就读的四妹商议，决定逃往日本。

这次出逃可谓艰难，一方是学校领导的“在朝派”准备围困白薇，另一方是由四妹组织的“学生派”尽力保护白薇。最后，白薇被“学生派”领进了一个废弃的厕所。同学们事先在此挖开了一个粪洞。白薇再也无路可走，便从这个沾满粪渍的洞口爬向了“自由”。有个同学站在洞口边感叹：“长沙有个兴汉门，将来黄彰（即白薇）学成归国，这里就该建个‘黄彰门’！”

在日本，勤工苦读的白薇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当时的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本来主修生物的她最终却改学了文学,借以宣泄自己长久以来的悲愤。其创作的剧作《苏斐》《打出幽灵塔》等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白薇苦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风格，概括说来，可以说“悲愤”二字构成了白薇文学创作的主体风格。

首先是对于封建家庭的悲愤。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上刊登了白薇的三幕剧《苏斐》。《苏斐》全剧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炽烈的情感和饱满的激情，将白薇的文学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白薇由此叩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继之，白薇的一部诗悲剧《琳丽》又出版问世，再次受到文坛的极大关注，《琳丽》一剧实现了客观社会性的批判与主观情感抒发的结合。1926年4月，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称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阿英此后亦称她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说，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陈西滢将其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呐喊》并列入《新文学以来的十部著作》，可见当时文学界对其评价之高。然而，白薇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其对于家庭的悲愤情感基础上的。童养媳的经历，婆婆与丈夫的虐待，促使她形成了对于包办婚姻的强烈反抗，同时也使得白薇萌发了现代女性主义的婚姻自由意识；父亲与学校的封建教育与专制压迫促使她形成了对于封建家庭制度的猛烈控诉；在日本留学其间，白薇通过对于生物学、历史、教育及心理学，以及美学、佛学、哲学、文学的系统学习，决心“以文学为武器，解剖封建资本主义的黑暗，同时表白被压迫者的惨痛。”[3]但是这一段学习时期对于白薇而言也是异常艰苦的。白薇后来回忆：“我还因为找不到职业 ,曾日日夜夜垂着头在街上徘徊 , 想看谁家馆子有雇女佣的条子没有;我还因挡不住穷迫与肚饿,曾几次失心流泪着踱到郊外的铁路, 想横卧铁轨让火车辗死 ;我还因病后奇穷 ,曾采了郊野的苦荠菜来充几天饥 ;我还因实在找不到钱, 曾光吃红薯一个月不吃小菜 ,曾吃赤豆汤一个月不吃小菜 。”[4]

这一阶段的惨痛经历，锻造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而又独特的“白薇风格”，这种“白薇风格”突出体现在白薇这一时段创作的戏剧《苏斐》与《琳丽》之中。

其次，是对于爱情的悲愤。在日本，白薇遇到了玉树临风、倜傥风流的杨骚。在爱情这一方面，白薇的性格应该归入“湘女多情”、“爱比死更冷”、“非完全则宁无”三大谱系。[5]翻开白薇致杨骚的书信，我们可以了解这一位多情湘女的心声：“你爱到极点的时候只想死。爱死，是爱的无上的伟大。爱死好象是你的爱的唯一的结局。”、“我常想起我对于你的爱，便是魂消血化地展开想死的心花。昨晚回来，愉快而想死的意识，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不死是我的弱！不死完全是我的弱！！！”、“我这回只是为了爱而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吗？”[6]

白薇经历痛苦的包办婚姻之后树立的乃是“爱情至上”的情感观念。白薇自身所赋予的“湘女多情”、“爱比死更冷”、“非完全则宁无”的独立观念，竟颇受当时一些著名的男性作家的青睐。据说有一次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夜里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三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7]

然而杨骚却属于忧郁多愁的男作家，他脆弱、敏感、退缩、自卑、浮躁、凌厉，夸夸其谈，对爱情追逐不定，处处留情又容易绝情，生活给予杨骚的一切磨难，他皆能够将其映射至爱情伴侣身上。纵观白薇此时期的作品而言，与张爱玲相似的是，白薇将杨骚、将她与杨骚的爱情转化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消耗机制，白薇与杨骚的爱情追逐，实际上则是白薇文学能量的猛烈燃烧。综合比较白薇各时期作品的风格，在白薇与杨骚恋爱期间，白薇作品脉络具有前所未有的清晰，作品创作思维也变得独特，白薇此阶段的作品情绪也更激昂饱满，白薇作品的视角也由重视外部社会逐渐转化为重视内在心灵的为微妙变化。

白薇旺盛的创作激情与此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综观这时期她的作品，正如《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所说：“她的作品，看不见一些女孩儿家的拘泥，大胆得像没有水闸拦阻的波涛，横荡着热情和一种豪迈的风度。”白薇在文学界的地位亦随之奠定。
　　白薇的作品有许多是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上发表的。当时正值创造社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将矛头指向鲁迅，感情上偏向创造社的白薇因此与鲁迅在思想上并不接近。她的稿子多半是朋友捎去，即使自己去送稿，也总是将稿子塞给许广平后就赶紧跑了。为此，鲁迅开玩笑地对别人说：“白薇怕我把她吃了。”
　　鲁迅对白薇亦像对其他文学青年一样关心和爱护。白薇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就是在鲁迅的鼓舞下创作出来并在《奔流》上发表的。因为刊登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语丝》杂志还曾受到国民政府的警告。鲁迅对编排白薇的稿子总是煞费苦心。据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鲁迅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因为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所以鲁迅总是刻意地将他俩的稿子排在一起。
1930年，白薇与杨骚一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白薇的文学创作再也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整个左翼文学运动的一部份。白薇同时又是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并与楼适夷、袁殊等人组织了曙星剧社。当时田汉、沈端先正在主编《舞台与银幕》，这是左翼文人在电影界争取到的一块阵地。白薇遂被列为特约撰稿人。当时的白薇已是左翼文坛十分活跃的女作家。
1931年12月，白薇在《北斗》发表了反映抗战的剧本《北宁路某站》。左联作家钱杏邨目睹白薇在文坛上的成就说：“白薇是个戏剧作家，也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比较最优秀的戏剧作者。虽然她近来也写小说，可是她的小说远不如她在戏剧上有成就。”

   客观看来，白薇与杨骚的爱情结合仅仅是彼此之间心灵需求的互相满足，是两个经历过苦难的人所共同寻求的心灵慰藉。因而白薇与杨骚热恋之时，才会深情地对爱人告白：“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

   杨骚也在与白薇情感达到最为狂热的幅度时向白薇告白：“我要为了你更加努力，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画家和文学家，要去法国、意大利留学深造。不过，得先去发财，发一笔大财。我要发几百万财来。不但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回国后，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艺术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我自己在魔宫的最高一层，或者把那层给我爱人住。”[8]

   然而互相寻求慰藉与寄托的情感亦只不过是过眼浮云杨骚难以应对现实中的困难与阻隔，杨骚突然对白薇说他不爱她，继而数月音讯全无。白薇为此情绪低落，一病不起。很长时间后，白薇终于收到了杨骚的来信。他已经离开日本回国寓居杭州，却并不说明理由。回国后，白薇为挽救这一场爱情，追至杭州，然而正处于人生低谷时期的杨骚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他的宁静，遂与白薇发生猛烈争吵，白薇遂与之分手。

   张爱玲的温州寻夫之路也同样体现了白薇所具有的女性主义光辉。中国有文学以来，凡千里迢迢来追寻旧梦的女性，终还是落得始乱终弃的下场。

1926年，白薇从日本经由香港回国，这一路颇为不太平，她先是在香港被偷了东西，靠抵押手表换得去广州的盘缠。而后到了武汉，白薇的一部剧本被人骗走。她于是生了一场大病。而在这时，杨骚回到国内，与白薇再次重逢，杨骚的出现又重新撩拨起了她的心，白薇接受了他，但是杨骚却把一身疾病传染给了白薇。1928年，白薇与杨骚照了结婚照，发了请帖，定了酒席，准备结婚。婚礼当天，杨骚却突然悔婚。白薇重病，杨骚亦再次消失不见。

谢冰莹在《作家印象记》中回忆道：“白薇常常搭那些进城的卖小菜的板车，为着挣几个钱，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一连五、六天没有吃东西，也没有人去看她，实在饿得忍受不住了，她挣扎着起来去买面包，谁知四肢无力，几个筋头就从二楼滚到楼下，要不是房东太太看到，连忙扶她起来，说不定摔死了还没人知道哩！”

   1933年，白薇把自己和杨骚的情书合集《昨夜》卖给出版社了。白薇在《序诗》中写道：“辛克莱在他《屠场》里借马利亚的口说：‘人到穷苦无法时，什么东西都会卖。’这话说明了我们的书信《昨夜》出卖的由来。”“像忘记前世的人生将忘记这一切，割断了的爱情，虽用接木法也不能接，过去的一切如幻影，一切已消灭。”“出卖情书，极端无聊心酸。和‘屠场’里的强健勇敢奋斗的玛莉亚，为着穷困到极点去卖青春的无聊心酸！”

   这个时期的白薇，租住在董竹君租来的房子里，董竹君在自传中这样写：“白薇斩断了‘爱’的情丝，贫病交加，过着令人不忍目睹的生活。桌上有一个小茶壶，一个小茶杯，一面破成三块的镜子和非常艺术的一双筷子，几把匙羹，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踏踏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美孚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加强和外界的联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有时‘想得简直要哭，像一个要奶的孩子偏偏得不到奶！’想看新书，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精神的饥饿，直饿得枯萎欲坠。’”

在爱情失败的痛苦之中，1936年白薇写出了自传《悲剧生涯》，这是她“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4个半月时间写出来的”。1937年时，白薇在北平，《妇女生活》记载白薇当时的情况：“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杨骚在爱情生活上缺乏严肃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浪掷感情。他与白薇之间的感情时而甜蜜，时而苦涩；时而和好，时而破裂。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使白薇在体验创作快乐的同时，其肉体和精神也受到很大伤害。这种伤害可以从白薇创作发表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中读出。

白薇称这部小说“是用速写，用素描，用大刀阔斧，真实地，纯情地，热烈地，赤裸裸毫不掩饰地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通过《悲剧生涯》可以看到白薇在恋爱和生存环境中挣扎的痕迹，也可以窥视到她文学创作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时代剧变中的不懈追求。值得一提的是，《悲剧生涯》是作者在特殊的写作状态下完成的。据有关资料称，当时白薇是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4个半月时间写出来的，其间还历经了一场生死考验。她自己说常有“书不成而身先死”的恐怖相伴。1936年上海生活书屋出版了该书，它也成为解读白薇人生的一把钥匙。

二、情到深处人孤独，只换来半生回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视角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9]而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网络文化人物评选中，张爱玲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之一。

张爱玲，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 “异数”作家，曾经用她的《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等作品打动了无数读者。张爱玲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世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锋头极劲的清流人物，其祖母则是洋务重臣李鸿章的女儿。显赫但又日显颓势的家境，让张爱玲自幼就饱尝人间冷暖。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来到香港读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她随之开始了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了小说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张爱玲一生作品颇丰，小说、散文、评论，乃至文学研究，不同体裁，多有所猎。她的几部成名小说尤其呈现出张爱玲所特有的优雅、矜持、执着与敏感。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坦言，“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10]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对张爱玲的迷恋，要远远超过我们此前对鲁迅的迷恋，张爱玲也成了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对象。这也为后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以网络文学的形式传播，打下了深厚的读者基础。

其实以大众传媒角度对张爱玲小说作品进行研究，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上海，翻译家傅雷、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国学家柳存仁、小说家苏青、学者胡兰成等人，是最早的研究者，但有系统见解的文章并不多，迅雨(翻译家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算是代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几代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和推介，最后在台港学术界和创作界，掀起了研究和模仿张爱玲的热潮。这一热潮，很快波及到了大陆，特别是青年学界。围绕在“张学”周围的，是各种规格的跨国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热，以及大众传媒相关的介绍和大批读者的追捧。目前，“张学”研究中心依然在海外或者港台，大陆学界处于陪衬地位。不过在资料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大陆并不落伍，做了大量有效的基础工作，比如，张爱玲“全集”和多卷本“阅读张爱玲书系”的出版，还有多种张爱玲传记问世。

基础资料大致完备了，但“张爱玲研究”大多停留在“都会传奇”，“苍凉风格”，“民国才女”，“格局不大”，“不如鲁迅”这一类感觉层面，否定者和肯定者的水准，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温儒敏指出，读者不能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的复杂部分，即便是大学精英也不例外，“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惘惘的威胁’”。

大陆“张爱玲研究”，首先必须面对两个难题：一是海外或港台学者已有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二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局限。本文就以这两个问题为基本起点，将张爱玲的创作，包括叙事、文体、主题等，纳入文学观念史的视野，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找另一个逻辑起点，以便为“无法安放”的张爱玲挤出一点空间；同时，还想顺便发掘那些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主流话语压抑的、却在人们心中潜藏着的隐秘心思。[11]

正是大陆读者的这一种“隐秘心思”，促成了张爱玲小说的网络形式化，也使得张爱玲小说对于当代网络文学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张爱玲在网络文学研讨中更是被称为“民国红颜”[12]。

张爱玲小说的风格首先就突出体现在于冷静中窥伺人性。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张爱玲以冷静的语言叙述现实。张爱玲小说中的语言之精准，词句之凝练，风格凝练冷静。文字的风格似乎不能用冷静来形容，但是除了这两个字，不能更恰当的形容张爱玲的文字。以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冷静的叙述。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张爱玲笔下，一律冷静。而这冷静中流露出的冷酷，更让人心生寒意。现实的威力在她冷静的叙述中表露无疑。美好的情感在现实残酷的扼杀下毁于一旦。在她冷静的语调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讲故事的口吻来讲述现实，冷静的话语来叙述，对于现实的残酷的表达，其效果比激烈的控诉更加明显。

    与白薇相比，张爱玲的小说还善于在冷静的现实中顺延人性。冷静的语言叙述残酷的现实，这现实也显得冷静起来。虽然残酷，却是再自然不过，似乎不这样便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在这残酷而冷静的现实中，人性的弱点一览无余。现实的残酷促使人性发生畸变也是顺理成章。代表人物便是《金锁记》中的七巧。七巧原是麻油店中的女儿，嫁给了姜家身残病弱的二少爷。因此毁了她的一生。平凡人家的女儿嫁进大户人家，生活上的不习惯，个性的倔强，使她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玲对于她婚后五年的生活没有多加描述，只从五年后说起。然而七巧生活的压抑也可以想象。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畸形是在所难免的。七巧心里还存着对幸福的渴望，然而现实的残酷又让她不得不防。严苛的现实逼得她的人格发生巨大的转变，她只识得金钱了。人性发生巨大的扭曲与变化，在这冷静而残酷的现实中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似乎不发生变化，倒不正常了。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现实当中，人性的转变是再自然不过的。

其次，张爱玲的小说注重刻画在时事中随波逐流的情感。许多国内外研究者都多以“苍凉”二字概括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遍览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极少有喜剧，即便是有了一个好些的结局，其过程也必是曲折的，不肯顺顺当当的让人家在一起。这也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但是，她也有着对幸福的憧憬，因此在她的笔下也有得到幸福的女子，只不过这一种意义上的“幸福”是建构在时代背景的逼迫与压缩以及对于女性合理的个性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张爱玲小说中某种意义上建构在时代背景的逼迫与压缩，以及对于女性合理的个性追求的基础之上的“幸福”，即是张爱玲小说中所蕴含的“时事成就爱情”的悲凉理念。张爱玲的笔下，因时事成就的爱情，最经典的就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
　　有研究者评价《倾城之恋》，说一个人家离了婚的小姐与一个老留学生之间，因为一座城市的陷落而成就的爱情。[13]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都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而这波折给他们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在面对彼此的时候，尽管彼此都有意思，也难以像一般人那样的投入。香港的陷落之所以成就他们，也是人性使然。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人本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救命稻草。但是，在时事中成就的爱情毕竟是少数。张爱玲的小说是现实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是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更多的情感在现实中磨灭。
    除就张爱玲小说中所蕴含的“时事造就感情”之外，张爱玲小说锁住中强调的另一观念便是“感情在时事中磨灭”。比如近年来，使得人们又重新认识张爱玲创作特色的小说《色、戒》。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相遇是一个计，这是现实；美人在计中乱了分寸，这是情感。然而在这个现实的前提下的这份情感，是注定了没有好结果的。再比如《封锁》。宗桢和翠远同乘一辆电车，一次封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联系是十分脆弱的，随着封锁的解除也就烟消云散了，犹如昙花一现。在现实与时事中磨灭的情感，其中不仅有现实的因素，更有人性的无奈。《封锁》中，宗桢如果不是已婚的身份，他和翠远也许会有一段感情。而佳芝，若不是美人计中的主角，应该也不会有那般悲惨的命运。只是，若没有这现实，也不会相遇，也不会产生情感，因此，情感的磨灭也是必然的。
  最后，不应忽视的是，张爱玲所强调的爱情悲剧与现实人性的关系。爱情悲剧的产生，必定与现实与人性有关。是爱情悲剧扭曲了人性，还是人性在现实中导致了爱情悲剧呢？应该说，这两种状况，在张爱玲的笔下都有体现。其一是爱情悲剧中的人性表达。在《心经》中，小寒爱上了她的父亲。然而这爱情注定了是个悲剧。在这悲剧中，对于小寒和她的父母的人性，张爱玲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尤其是小寒谋杀了她父母之间的爱，这里对于人性的表达，最为深刻。因为爱，小寒对于自己的母亲也产生了敌意。张爱玲没有直接的描述，然而这却是极明显的事实。但是母亲终究是母亲，不管女儿做了什么或者是想了什么，总归是自己的孩子。其中小寒母亲伟大的母爱表露无遗。其二是人性导致的爱情悲剧，具有这种显著特色的作品便是《连环套》。霓喜的个人悲剧，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本人的个性。然而这个性又同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儿时的苦日子让她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她没有安全感。因此她极力的想要抓住什么来保证自己生活的安全。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她幸福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因为被卖，她与雅赫雅之间的情感十分薄弱，而对自身卑微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恐惧，促使她开始在其他人身上打主意。然而，她的悲剧也就在于此。
    张爱玲是冷静的，她笔下的故事也是冷静的。冷静的文笔描写冷静的现实，冷静的现实冷静的表达人性。

张爱玲是悲凉的，她笔下的故事也是悲凉的。悲凉的文笔描写悲凉的现实，悲凉的现实悲凉的表达人性。

三、沉香花凋烟玉损，自古红颜命多舛：白薇、张爱玲综合比较研究

张爱玲与白薇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来就是不可避免，纵然张爱玲早年鄙夷曰：“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14]但如果说研究中国近代女性主义文化不能不把秋瑾其人其文作为回溯考察的源头。那么，白薇与张爱玲两位女作家其人其文便是中国另一个这样的女性主义思想文化的高度创新而又复杂矛盾的时期，因而对作为现代中国女性主义精神早期承载者的白薇及张爱玲其人其文的研究，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说的白薇和张爱玲相差二十七岁，且都是19与20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大师，她们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观念表现出的很大程度的同与异，且她们的思想基本可以代表现代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她们带有浓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也自然与一个变动而多彩的时代相关联，也能对后来者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便是二人的经历相同。白薇与张爱玲在童年都曾经历过人生的苦难。白薇六七岁时，被母亲随手许给邻村何寡妇的儿子当童养媳，童养媳的经历，真是场噩梦，婚后，何寡妇对白薇事事刁难；童年苦难的经历，萌发了白薇的反抗意识。而张爱玲年幼时父母则离婚，母亲只身去往法国，自幼张爱玲接触的男人极少，这就使得张爱玲对于父亲抱有极高的期望，产生了极深的“恋父情结”；父亲再婚后，继母对于张爱玲的虐待与冷眼，姑姑对于张爱玲弟弟的冷酷无情，也使得张爱玲倍感世态炎凉，从而造就张爱玲独特的“苍凉”气息。

白薇与张爱玲，都曾遭受过巨大的家庭变故。白薇父亲黄晦虽留学日本，却满脑子封建礼仪。由于黄晦长年漂泊，家里事务多由妻子何姣灵做主。在白薇6岁时，母亲何姣灵将其许给了邻村何寡妇的儿子。白薇16岁时，何寡妇上门逼婚，百般抗拒的白薇被强行拉去成亲。婚后，何寡妇对白薇事事刁难。然而真正的悲剧，发生在白薇无意撞见婆婆与人偷情之后。恼羞成怒的何寡妇竟咬断白薇的脚筋，伙同儿子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而张爱玲从小接触的男人极少，“她对父亲肯定寄予过很高的期望，因为她的母亲常常不在家，她在《私语》里曾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她没有多少母爱，而父亲在寂寞的时候是最喜欢她的。但是她父亲的遗少习气给家里带来的痛苦使她苦恼，和后母一起对她的虐待更让她深深地失望。”[15]其实，说“失望”太轻了，应该说是“绝望”。那种绝望是一种溺水般的难以呼吸。这一点，只要读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就一清二楚。她在《私语》里说到父亲对她“拳足交加”，“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在后母的挑唆下，把张爱玲禁闭在地下室，达半年之多，患了痢疾而不请医生。最后在佣人的帮助下，逃出了地狱一样的家。[16]

另外，二人都曾南下寻夫。1926年，白薇自日本回国后南下杭州寻夫杨骚未果，从而与杨骚决裂；耐人寻味的是，二十年后，1946年，张爱玲也同样只身南下温州寻夫胡兰成未果，只身北上，后辗转于香港、美国，不愿与白薇相似的张爱玲最终还是步了白薇的后尘。

白薇、张爱玲也都曾遭受恋人的无情抛弃。1926年，杨骚回到杭州后，方告知白薇：“十二分对不起你，没有和你告别。”他劝白薇：“莫伤心、莫悲戚、莫爱你这个不可爱的弟弟。”他还坦承他仍深爱凌琴如。没想到，一个星期后，白薇出现在杭州，出现在西湖葛岭，他的暂居处。此时的杨骚正在烦闷，没钱没事业，看见白薇来了，像暴怒的狮子，大声呵斥痛骂，留下一句：“别跟来，三年后再来找你。”扬长而去。1946年，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寻找胡兰成，但此时胡兰成的身边又有了另外一个女人范秀梅。张爱玲到来也使得胡兰成大吃一惊，张爱玲也只在温州停留了二十几天便回去了，此后八九个月，二人偶或还通音信。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最终宣告决裂，可谓始乱终弃。

比较两位女作家前期的作品风格，白薇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都曾深深受到过鲁迅作品的影响。鲁迅对白薇亦像对其他文学青年一样关心和爱护。白薇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就是在鲁迅的鼓舞下创作出来并在《奔流》上发表的。因为刊登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语丝》杂志还曾受到国民政府的警告。鲁迅对编排白薇的稿子总是煞费苦心。据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鲁迅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因为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所以鲁迅总是刻意地将他俩的稿子排在一起。虽然张爱玲与鲁迅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但是无疑鲁迅的风格对于张爱玲特别是关于张爱玲杂文创作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张爱玲的杂文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丝毫不亚于鲁迅。张爱玲后来就曾回忆道：“觉得他（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然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很是可惜。”[17]
   比较两位女作家后期的作品风格，白薇与张爱玲都曾经历过土地改革，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解放前后，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另一方面，上海解放后，主管文艺工作的是夏衍。夏衍爱才，很看重张爱玲，点名让她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让她下乡参加过土改。当时张爱玲还是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她希望有个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在经历土改之后张爱玲写下了堪称其后期代表作的两部长篇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纵观两位女作家的一生，白薇与张爱玲都晚景凄凉，孤独终老。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她默默地走了，给世人留下的难忘的回忆。去世前不久的白薇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竟使得访问者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18]而在1995年9月8日夜（中秋节）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公寓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去世时家徒四壁，所有证件全部已整理放好。生前指定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人携带出海，撒于太平洋。

毫无疑问，白薇与张爱玲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难得的女性主义文化创造大师，她们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白薇的一生来说，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和贡献在戏剧新的体式创作与左翼文学思潮的介绍上，而张爱玲则以悲凉的笔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最为黑暗的一面，取得了同时代女作家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有研究者评论道：“民国时期，有名的文艺女青年之友鲁迅对白薇赞扬有加，张爱玲不屑于与她并提。几十年后，时间的荒草淹没了她的名字。白薇的文学成就，她身后的名声，没能配得上她所受的苦难”[19]。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两位女作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我们民族贡献于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