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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竹

文/袁杰伟

老竹是我儿时的同伴,比我年长六个月。

他的本名叫袁竹中。小时候,我们这些儿时的玩伴,两个人之间玩得比较好的,就不直呼其名,而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老”的前缀,再从姓名中取一个字组成一个称号,称为“老某”,就是对方的名字了。除了亲兄弟以外,都这么称呼。甚至有些村里的女孩子也学着这么叫。

我们村全部姓袁。我们懂事时,村里还没有出过“五服”,即五代。若按老舍四世同堂的界定,我们一个村是典型的四世同堂。因此也绝不存在什么谈婚论嫁,婚外情之类的事情。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

既然是一个大家庭,相互之间的称谓是必须保持基本礼数的。我是家字辈,竹中是仕字辈,比我晚一辈。他便不管我称他为什么,他都称我“杰伟满”。“满”就是叔的意思。

老竹比我大半岁,比我早一年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从小就干农活,土里田里山里的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而我的动手能力很差,到山上砍柴,砍得断柴,但砍了一堆后,捆不起来。要砍两三根又长又细的小杂木,打成结编成一条,才有足够的长度将一堆柴捆好。我往往是结打不好,捆一下就松了或断了。或者勉强捆紧,把禾枪一插进去,挑到肩膀上,就松了。禾枪是两头尖的一根木棒,两头各插一捆柴,当作扁担挑。之所以叫作禾枪,因为这两头尖的木棒,是用来挑禾苗和稻草的。

于是老竹便砍两根或三根小杂木条,编成结实的一根,再将柴堆牢牢实实的捆起来。这样将两堆捆好,他怕捆得太紧我插不进去,还用禾枪帮我插进去,再捭起这一头放到肩膀上,用禾枪的另一端插进另一个柴捆,我只要挑上走就行了。由此形成习惯,我每次跟老竹他们一起上山砍柴,便只管砍,打捆好像就成了他的责任。

在山上偶尔遇到土鞭土(一种土蛇),我吓得大叫,如果隔得近,我都会吓哭。老竹就过来安慰,一边还扬言要将蛇打死。我怕看到蛇的尸体,连忙说不要打,意思是只要蛇跑了就行。老竹说见蛇不打三分罪,一定要打。我再三恳求,老竹才不追着打了。

我挑的柴只是一小担,大概五十斤。老竹的柴一担很大,走在路上只见柴不见人。遇到水田边的水沟或水圳,我吓得不敢跨过去。老竹便放下自己的柴担,帮我先挑过去,再回去挑自己的。

我进入初中以后,农活就干得少了。高中时,我只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就基本上“脱产”了。只顾追求自己的前途,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渐渐疏离。我已俨然不是家里的主人,而是一个客人。开始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后来一个月回家一次,到了复读时,基本上是一个学期才回去一次了。这样,我与老竹的交集也就越来越少。

到了我读大学以后,我与老竹之间的差距似乎就大了起来。他整天被晒得黑皮那达,粗衣赤脚。我却即使夏天在家里,也要像我们小时讥笑过的城里人一样:袜子套凉鞋!毫不掩饰自己是个“吃国家粮”的,是“天之骄子”。村里几个读了高中的人,更是把我和老竹的关系比作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虽然我还是称他“老竹”,他也还是称我“杰伟满”。

人生海海,我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慢慢显出人生输家的劣势来。我三十五岁时还是光棍一条,每月拿着那三百来元钱一个月的工资,饿不死也吃不饱。而老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在乡镇企业做点业务,赚了钱,自己建了三层的别墅,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聪明可爱,读书成绩不错。我这个吃“国家粮”的,国家粮也已成为历史,没有一点儿优势。即使放到村里,我那点儿工资,也可算是一个贫困户了。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我终于娶妻生子,在城里购房定居,成为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人。而我和老竹,也已进入晚年,都已年届花甲。

我不常在家的数十年时间,虽然有我大哥在家与父母住得不远,但我父母似乎与老竹交往得更多。特别是父亲去世之后,家里要换个灯泡,维修风扇,打一担谷子,过年要买几十斤肉,都是老竹在帮着做事。村里都说:“你是伍奶奶的儿子”。伍奶奶是村里人对我妈的称呼。

三年前,母亲以八十五岁高龄仙逝。我们兄弟姐妹在办理母亲的后事时,商量给母亲寻找安寝之地,商量了三个方案,都不满意。正在此时,老竹来了,他说,我那里有一方地,风水比较好,桩都打好了的,你们去看看。

果然是一方风水宝地。两年前,一个嫁出去多年的本村袁姓的后人,想将袁姓老人安葬于此,并说好给老竹十万元。袁姓后人已将地打好桩,只等老人过世,就抬到这里下葬。但老竹因为听信一个什么迷信的说法,予以拒绝了。

老竹说:“这方宝地,给伍奶奶安寝,是最好了!”于是定了下来,母亲就定终于老竹的这方山地里。

我们都很感动。

老竹自己的老母亲也八十有四了。


访问次数: 发布时间: 2024-07-25 12:59:24 编辑: 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