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生态价值是生态客体对生态主体的有用性。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作为生态主体,而将自然作为生态客体,其生态价值观则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判断。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作为生态主体,而将人类社会作为生态客体,其生态价值观则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有用性判断。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所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都只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两个侧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类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它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则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没有将人类和自然机械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生态主体和生态客体,而是将它们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等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拘泥于生态客体的这些具体价值，而是坚持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的对立统一性,从科学技术、经济危机、消费异化、新陈代谢等几个角度入手,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主体对生态客体的过度开采和利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具体机制。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八大公害事件”，还是后来社会主义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乃至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这些生态环境灾难都与科学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绿色生态运动根据其对待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浅绿色(shallowgreen)”和“深绿色(deepgreen)”。“浅绿色”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潜在的能源和资源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限的,科学技术在原则上都可以把这些潜在的能源和资源进一步转为现实的能源和资源。只有不断发展新的科学和技术,才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使自然继续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深绿色”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而把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彻底改革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深生态学激进人物的代表阿伦·奈斯则直接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从思想、文化和哲学等深层结构上拒斥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并没有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而是从总体上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重点批判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主要原因,但认为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马尔库塞因此主张,必须使技术从以营利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技术合理性”。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初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威廉·莱易斯(W.Leiss)在1972年出版的《自然的控制》中继承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他指出,把自然界当作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竞争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约珥·克沃尔(JoelKovel)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将科学技术革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全球性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生动而具体地论述了仅仅通过科学技术革新而无法改变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客观事实。克沃尔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目标,而科学技术革新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有效地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比如,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的程度,只能够减缓而无法完全避免诸如全球变暖等生态灾难的发生。而其他诸如核燃料、氢电池等替代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也都会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因此,克沃尔认为,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灾难,即使能源能够无限而自由地使用,在资本主义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条件下,人类也会面临其他的生态灾难。比如,能源一旦能够自由而无限制地使用,就必然会降低汽车制造和驾驶的费用,从而使整个世界都挤满了汽车,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制造汽车所需的自然资源的损耗,而且将使整个地球都铺满公路。虽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负面作用,但是,克沃尔并没有否认科学技术本身对于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是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求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彻底改革,才能够从生态的角度利用科学技术的正面因素,消除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但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既解决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莱易斯和阿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不仅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发现资本主义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莱易斯和阿格尔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环境灾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新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没有遭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破坏,但却破坏了人类和自然所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据此,莱易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必须以新的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滞涨;20世纪90年代之后,墨西哥、东南亚诸国和俄罗斯也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远离资本主义体系。因此,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亦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

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

克沃尔则对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绿色经济或者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绿色经济理论主要表现在新亚当·斯密主义和社区经济学当中。新亚当·斯密主义在反对垄断和政府干预方面与亚当·斯密主义具有统一性,认为政府和市民社会要共同阻止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和集中。社区经济学与新亚当·斯密主义在反对政府干预和倡导企业小型化方面具有共同点,社区经济学还反对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支持不同经济形式的结合。克沃尔认为,新亚当·斯密主义只反对政府的干预和企业的集中而没有涉及到资本本身的集中和扩张,而社区经济学所倡导的合作社是被合作社的工人所有而不是整个社会所有,完全属于私人性质,因此,这两种经济学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所以产生的所有制原因。克沃尔进一步认为,市场和利润是支撑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市场和利润的扩展与增长破坏了生态系统。任何资本主义合作社的经营者都清楚,自由联合的劳动受制于市场和利润,无论这种受制方式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出来。资本主义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化的人类劳动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实现生产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包括绿色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决定着资本主义市场规则,而绿色经济必须遵循这些规则。虽然绿色经济提出建立生态关税、自然资源损耗税以及对制造污染者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等法律法规,但是,只要资本能够承受最基本的市场条件,绿色经济也就会继续保持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也就是保持人类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造成人类与自然的分离,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从而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双重危机。

三、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莱易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病态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促使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加速增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而被生态危机所代替。为了解释和解决这种病态的消费行为方式,莱易斯和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异化消费理论的概念,为生态危机寻找到了直接的社会根源。

“异化”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中常见的一个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同外部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的唯一纽带,劳动的目是占有外部世界,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创造生活资料,他就越是失掉外部世界和生活资料,并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异化劳动。莱易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构造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通过消费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幸福;二是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消费贷款等货币政策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本质,劳动的破碎化、被动化和外在化等属性仍然存在,劳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仍然是单调、乏味和无聊的过程,是缺乏自由和创造力的出卖自己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便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在消费领域获得创造性和自由。因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消费而不是劳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只有在消费中而不是劳动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无论消费是否需要,消费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避难所。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不断地提供各种奢侈品,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才能够维持下去;也只有不断提供各种奢侈品,才能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因此,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科学技术使之服务于奢侈品的生产,通过广告和媒体刺激和引导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

进入21世纪之后,克沃尔对异化消费现象又作出了新的补充,他看到了异化消费给工人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他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消费贷款等金融货币政策刺激无产阶级的消费,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工人家庭都处于异化消费之中,都背负着沉重的消费债务,整日处于担惊受怕当中,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房屋和汽车、医疗保健等等。工人阶级始终处于资本的监控之下生活,无论银行还是电视广告,都随时在提醒工人阶级进行支付。工人个体的生命就像资本主义巨型工厂中的传输带,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运转。通过向社会提供奢侈品而不是满足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资产阶级获得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延缓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暂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由异化消费而引起的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任其发展,必将使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同时遭到致命的打击,威胁到整个人类自身的存在。

四、新陈代谢与生态危机

新陈代谢最初只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生物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化学物质的合成和降解而不断进行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后来也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英文还是德文中都准确地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概念,并创造性地将其从自然科学领域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物质变换”一词其实就是“新陈代谢”,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分别翻译成“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马克思不仅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等自然科学问题上使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以揭示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壤养分的掠夺,而且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货币和商品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诸多领域,都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马克思通过综合运用新陈代谢概念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统一体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保罗·伯克特(PaulBurkett)正是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思想入手,根据新陈代谢原理简明而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

伯克特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进行新陈代谢关系的具体阐述。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时包含自然和劳动两个方面的要素,虽然人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作用于自然并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只能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财富,人类的劳动脱离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将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

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内容,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关系恶化的生态学分析。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对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他认为,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福斯特随后在伯克特的基础之上,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福斯特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新陈代谢。福斯特最终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双重断裂,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组成的生态系统。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和解”的真理性,对于人类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我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也无论是资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对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并采取了各种各样政府或者民间的环保措施。但是,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空气和水资源遭受污染、土壤和草地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不仅没有减缓,反而有加速恶化的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个方面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为人类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而且对于我国目前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导向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要建立节约型社会必须避免异化消费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其中的新陈代谢理论,也对我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别的扩大敲响了警钟,基尼系数扩大反映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而城乡差别的扩大则反映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整个社会新陈代谢的停滞和断裂,引发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既为人类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带来了技术乐观主义,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应用指明了道路。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后现代理论,并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而只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提出了属于后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案。